2016年4月14日 星期四

讀<<發現台灣--上冊>>


讀<<發現台灣--上冊>>

這套書籍天下文化所出版,看了序章,驚覺這行文用字恐怕是二十年之前的產物了,一翻末頁果不其然一九九二年所印行。

那我何以會有這感覺? 從左一句我們中國人、右一句我們中國人來看,以及將台灣視為中華文化的道統的觀念,可以推測的出來了。 當然說這些不表示這套書一無可取,而是每個時代都有時代的烙印,書中不說我們台灣人,這也沒甚麼,在那個年代的教育,沒有這思想太正常了,而縱然現在有人還是認為自己中國人,坦白說,個人選擇罷了,也無須為此大動肝火了。



整套的歷史時間軸為(1620~1945),而上冊約為荷治時期至劉銘傳治台。

雖然原住民與國民政府並未多提,但書中對中、日、台的關係以及其內政則多有著墨。

如書中提到何以中國尚人治?有一說為,中國人認為,人神是互通的,若一個人的道德高尚、貢獻卓越,在死後是會被封神的,如關公、媽祖均是。 從這當中可以看出,中國底層民眾對人的崇拜,領袖受人敬重久而久之則神化,致使成為一行動標準,是以人民以此做為規則,此為人治之起源。

那何以歐陸尚法治? 因基督教認為人生而有「原罪」無法完美,必然是會犯錯,是故必須遵守上帝的戒律才能避免錯誤,這即是法治的源起。

兩者相較之下,中國的人與神是相通的,自然是可以討價還價的,諸如許願還願、利益交換,在民俗信仰中都是屢見不鮮,因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但歐陸則不然,因為是人神之間的契約,是不可更動的是必然要遵守,裡面是不容許講價的。 當然並非絕不容許,不然以色列人應當全數滅絕了。

書中亦有提到黃仁宇的史觀。

黃仁宇認為,中國的政治組織過於早熟,當人口與土地況擴張後,管理制度無法落實於下層,僅能以道德宗法的方式來管理民眾,致使上層的政令難以準確的貫徹於底層,而底層的需要上層也渾然不知。 這其中的問題即在於,未有準確的數字化管理。

如明太祖朱元璋因年少流離失所時見盡官員貪汙情事,御宇登極後對於清廉二字即為苛求,而眾所皆知,高薪養廉,但朱元璋卻以低薪養廉,自然事不可為,而當俸祿與行政費用過少,在情緒上就難以調動官員的熱情,在事件的完成上,因錢不足用,其完成的品質實為七零八落,而這會造成甚麼樣的結果? 調查與統計的不確實,難以精準的規劃未來走向,如土地測量朱元璋做過一次,而幾十年過去,其資料與現況不符,房子易主、良田變荒塚等,但原來的屋主、地主仍要繳稅,因為官員是按照幾十年前的資料來徵稅。

那除了徵稅擾民外,還造成甚麼樣的問題? 稅收的短少,以及難以對富豪課徵足夠的稅收,其原因在於,沒有準確的統計有多少土地、每個土地的優劣、一年之收成,均無資料亦或資料過期已久。 縱然如此仍是要收稅,但收稅又是採「包幹制」,中央提出一個數量,地方就要繳出這數量出來,如何繳出來? 向下壓榨,壓榨的對象絕少是富豪、海商,而是被土地綁死的小農了。

而稅收的短少,從台灣可以看出。

劉銘傳治台時,發現到台灣的土地制度相當紊亂,如土地課徵的名目有許多,而其稅制又因各地開發時間不同而有差別,除此之外,沒有上報的田地有許多,每四塊田地中有三塊是不需繳稅的隱田,劉銘傳因此丈田清賦,將台灣的土地進行測量,而測量出來的結果從七萬餘甲變做三十萬甲,增加了四倍有餘,而稅收也因此提高三倍。 從這可以看出,當資料的不正確會造成怎樣的損失了,而資料之所以不正確的因由是缺少方法以及將政令嚴格貫徹的精神了。

而這一點和日本相較又是如何?

日本的政令何以能嚴格貫徹於下? 書中提出一個想法。

一樣的士農工商,但何以中國為文士、日本為武士? 因中國的科舉制度開啟了階級流動的可能,但也因此令所有聰明才智之士進入科舉,恰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才皆入我彀。」而也因如此,讀書變做求取「功名利祿」的手段,而非求學問之目的,日本則不然,彼時的日本階級秩序嚴密,底層難以往上流動,但因為如此各行各業可以學有專精,當幕府統治時,確立了武士統治政策,認為「忠孝無二,文武不分。」

於「弘道館記」加以解釋德川「文武不分」的意思。

「書冊以講道義,劍矛以練心膽,心膽實,而後臨難始可制變;道義明,而後方可修己而治。且文之弊也弱,武之弊也愚。武以矯弱,文以醫愚。」

中國與日本的差別也由此而現。

中國認為將「道德」寫作錦繡文章後,已然告終,但日本則不然,以身為表率,切實施行了。

不過在上述一段,我是不太同意了,放大日本的好與中國的壞,實際上,科舉制度提供了階級流動其正向是大於負向了,因其令更多的人得以出頭,而日本的僵化階級,看似促進了百工的專精,但扼殺的是更多人出頭的機會。 同樣的,若說中國文士將「道德」寫作「文章」後諸事已了,我亦不認同,因出仕後正是將自身的所學變做施政的基石,如王安石正是如此,但王安石何以失敗? 這與大環境有關,如私人財產的無法保障、司法系統不獨立、人民教育水平低落等,並非簡單的以將「道德」寫作「文章」後諸事已了就可以概括了。

本書之所以如此說,其用心應是要激發讀者思考,何以日本得以維新成功而中國何以失敗? 其遠因於此,而近因則在下冊中有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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